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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替代型商业健康保险的实践及其引发的思考

2026-06-27 09:00

  健康是优效品,它不仅是基本人权,也是市场经济下公平竞争的起点,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巨大。在38个经济合作组织(以下简称OECD)国家中,多数通过建立公共医疗保障制度(以下简称公共医保制度)实现健康保障目标,另有少数国家因公共医保制度缺失或仅覆盖部分人群,而全部或部分依赖商业健康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保险)。自20世纪90年代起,这些依赖商业保险的国家先后通过赋予商业保险一定社会属性并实施强制性商业保险来承接公共医保制度的部分功能,试图以此实现全民基本医疗保障。本文称这种制度为替代型商业健康保险(以下简称替代型商业保险),实施全部或部分替代型商业保险的国家有美国、瑞士、荷兰、德国和智利。德国是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以下简称社会保险)的首创者,但仍是“双轨制”,有10%的高收入群体没有参加社会保险而选择参加替代型商业保险。

  当前,我国已建成以基本医疗保险(性质为社会保险,以下简称基本医保)为主体,大病保险(性质为社会保险,是基本医保的扩展与延伸,因此本文将其视作基本医保)、医疗救助为补充,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工会职工互助等其他保障力量共同发挥作用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其中,基本医保与商业保险的关系一直受到关注,但一直未能厘清。面对基本医保筹资增速放缓与群众医疗保障需求持续提升的矛盾,不少观点主张通过大力发展商业保险弥补基本医保的供需缺口(孙健和李海铭,2018;刘素春等,2020;刘晓婷和楼心怡,2023)。这类观点在政策实践中体现为早期寄望于各类纯粹商业保险,到近年来对“去商业保险逻辑”的惠民保(公共政策仍然称其为商业保险)的期待。其本质是将本应由基本医保通过自身改革与优化来应对的核心责任,部分地推向市场,寄望商业保险能部分“替代”社会保险。这一观点形成的原因有三个。

  一是对医疗保险领域中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本质特征及运行逻辑认识不足,且背离了公共政策应有的价值立场。这些论点忽视了商业保险以营利为导向、社会性相对不足的属性,也模糊了健康领域公共政策的核心取向——既要保障全民健康公平,又要以较小投入实现最优健康产出,即兼顾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公平。

  二是最容易被观察到的认知偏差,即认为高收入国家商业保险发达,所以我国的商业保险也应在医疗保障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常以美国、瑞士等国作为借鉴对象。但这种直接的“拿来主义”实质上陷入了方法论的误区,未能清晰把握这些国家从纯粹商业保险到替代型商业保险的产生背景及制度演进逻辑。上述国家由于未能建立起覆盖全民的公共医保制度,主要以商业保险“替代”缺失的公共医保制度的功能,并叠加发展自愿性的补充型商业保险,其制度结构呈现为强制性的替代型商业保险叠加自愿性的补充型商业保险。而在我国,基本医保具有主体地位,商业保险定位于基本医保的补充角色,因此我国与之可比的不是其替代公共医保制度的部分,而是发挥补充作用的补充型商业保险。除了李珍和王怡欢(2020)曾对这些国家医保社商衔接关系进行过初步探讨外,鲜有文献关注到这一误区。

  三是混淆了社会医疗保险中政府和参保人各自责任的边界,简单将基本医保筹资责任等同于政府的责任而不是社会成员(包括投保人和参保人)的共同责任,这是最底层的逻辑错误。我国基本医保包含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居民医保)两项制度。职工医保采用费率制,由雇主和雇员共同缴费,长期以来基金收入大于支出;而居民医保基金来源于财政按人头补贴和个人按人头定额缴费。长期以来,居民医保筹资与居民医疗保障需求间的缺口是其主要矛盾,由于没有厘清政府和参保人在基本医保基金的筹资责任边界,当面临收支缺口时,便出现了由商业保险填补缺口,以减轻政府筹资责任的观点。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首先辨析医疗保险领域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各自的制度目标、运行逻辑,说明只有公共医保制度才能同时实现全民覆盖、风险分散和收入再分配功能;而当一个国家没有公共医保制度或者公私多轨并存时,政府为商业保险注入部分社会性,强制商业保险替代公共医保制度的部分功能时,便出现了替代型商业保险。本文还结合部分OECD国家的实践,梳理了公共医保制度与商业保险的四类衔接模式,从理论的底层逻辑阐释了替代型商业保险形成的原因。

  其次,进一步对替代型商业保险做了案例研究,还原美国、瑞士、荷兰三国的实践历程:均尝试建立或曾经建立公共医保制度,但在特定政治环境与利益集团制约下未能成功或持续运行,导致商业保险从可选的补充保障角色转变为承担主体保障责任的替代型制度。本文发现,尽管三国政府均对商业保险实施了大量规制,使其具备社会保险的部分属性,但替代型商业保险依然无法蜕去其本质特征。相较提供公共医保制度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卫生费用高企,但在社会公平和资源配置效率方面都产生了损失。

  文章的前两部分旨在回应上述前两个误区,说明用我国补充型商业保险同国外替代型商业保险作比较,是方法论的失当,也说明商业保险因其性质而无法有效兼顾医疗保障领域的社会公平与资源配置效率,因此无论是替代型还是纯粹的商业保险都不会是解决现有问题的灵丹妙药。而且,从OECD国家可比数据看,我国补充型商业保险在卫生支出中的占比实际上不仅远超38个OECD国家的平均数,更已经超过美国和荷兰,而与瑞士相当。

  最后,本文回归理论底层逻辑,并对中国医疗保险领域社商关系的定位进行了探讨。基本医保作为社会保险制度,其社会成员共有的属性决定了它在分散疾病风险和收入再分配方面的优越性,也明确了筹资责任的归属与政府的责任边界。因此,化解居民医保筹资压力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其筹资机制、厘清政府和参保人的责任边界,而非将责任推向市场。商业保险无法也不应替代社会保险履行功能,只有明确以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共同构成基本保障层,将商业保险定位为面向中高收入群体的补充层,才能真正实现“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市场的归市场”。

  观察OECD国家可以发现,实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或者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国家,相较以商业保险为主体的国家更能实现健康公平目标。信息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为商业保险主导模式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起,智利、瑞士、德国、荷兰、美国等国家先后对医疗保险体制进行改革。虽然各自面临的问题、改革的目标和路径不同,但共同特征在于试图通过向商业保险注入社会性和强制性,替代公共医保制度的部分功能。这类具有强制性和部分社会性的替代型商业保险出现后,医疗保障的分类逻辑从传统的公共保障(公共医疗保障)与私人保障(商业保险),转变为强制性保险(社会保险/替代型商业保险)与自愿性商业保险的结构。

  厘清制度性质为医疗保障领域的国际比较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中国与OECD国家可比的部分应是自愿性商业保险而非强制性替代型商业保险。OECD国家现有医疗保障体系,按产权结构可分为国家卫生服务体系、社会医疗保险、替代型商业健康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按强制性可分为强制性医疗保险(障)与自愿性医疗保险,其中自愿性保险可以叠加在强制性保险(障)之上。在OECD健康年报中,有两处统计数据。在统计筹资来源的产权性质时,其统计口径为公共保障(包括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和社会医疗保险)和私人保障(包括替代型保险和纯粹商业保险)。在统计覆盖率时则使用强制性覆盖和自愿性覆盖,其中强制性覆盖不仅包括公共保障,也将替代型保险统计在内。对这一细节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认识全球医疗保障体系。

  (一)替代型商业保险产生的理论逻辑:商业保险难以兼顾社会公平和资源配置效率目标

  从制度属性来看,商业保险以营利为核心目标,依托大数法则,通过汇聚个体风险实现风险分散与转移,遵循差别费率和精算公平的市场逻辑,对市场有效需求反应灵敏。然而在医疗保险领域,商业保险面临诸多现实约束:市场份额有限导致商业保险公司(以下简称商保公司)对医疗服务供方的议价能力普遍较弱;从产品设计到理赔的全流程中,涉及营销、监督、税负与利润提取等多重成本;信息不对称也容易诱发风险选择、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问题。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医疗保险市场普遍存在失灵现象,因此各国政府普遍倾向于建立社会保险制度,以弥补商业保险在社会公平与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不足。

  尽管学界表述略有差异,但对社会医疗保险定义的核心共识是,政府通过均一费率强制筹资建立医疗保险基金,基于社会互助共济原则,对参保人因疾病引发的经济损失进行补偿,以防范灾难性医疗支出。传统上,强制性与社会性被视为社会保险区别于商业保险的本质特征。但随着制度演进,强制性已不再为社会保险所独有。瑞士、荷兰因未能建立起公共医保制度而强制全民参与商业保险。美国公共医保制度仅覆盖90%人口,因而强制不被公共医保制度覆盖的人群购买商业保险。因此,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根本区别应在于其社会性。尽管两者均依托大数法则分散风险,但社会保险不止于风险汇聚,更通过均一费率在不同疾病风险、不同收入人群中进行风险和收入的再分配,以实现参保群体整体福利最大化,引导卫生资源公平配置,进而促进健康公平。

  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在价值取向与制度绩效上存在显著差异。前者以参保人福利最大化和促进健康公平、社会公平为宗旨,后者则以营利为核心目标。在覆盖效果方面,社会保险致力于实现全民覆盖、互助共济与保基本(设定核心服务包),设计合理的社会保险制度更能惠及中低收入群体;商业保险即使在政府规制下,仍难以完全规避风险选择、逆向选择导致的市场失灵问题。在运作效率方面,社会保险凭借单一付费者地位,议价能力较强,且能统筹卫生资源的区域均衡,宏观配置效率更优;商业保险虽在竞争机制下具有较高的微观效率,但受市场分割、运营成本高企等影响,整体性价比偏低,相关成本最终多转由投保人承担。归结而言,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本质分野在于:前者以社会团结为逻辑起点,通过再分配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内在统一;后者以个体选择为逻辑起点,通过选择与竞争提高效率的同时,营利本性、市场失灵特性与议价局限性使其难以兼顾医疗保障的社会公平和资源配置效率。这些差异决定了社会保险通常更具价廉质优的特征,而商业保险更多服务于中高收入人群的升级保障需求(李珍和王怡欢,2020)。

  基于商业保险的上述特征,在未能建立起公共医保制度而以商业保险为主体的国家,为了实现全覆盖、保基本等社会目标,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通过立法对商业保险施加一系列规制,包括强制参保、设定核心服务包、禁止风险选择等,希望克服商业保险内生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与公平性缺失等问题。政府也对参保人进行保费补贴、对商保公司做出部分妥协。这些规制措施在功能上为商业保险注入了强制性和部分社会性,使其在制度形态上区别于纯粹的商业保险,呈现出混合型的制度性质。本文将其称为替代型商业保险。可以说,替代型商业保险是这些国家对社会保险求而不得的妥协和次优选择。本文将在案例研究部分详细讨论。

  OECD健康报告根据与公共医保制度的关系将商业保险划分为四种类型:替代(Primary)、互补(Supplementary)、增强(Complementary)与复制(Duplicate)。“Primary”强调其是主要的、基本的制度。在荷兰、瑞士、美国等国家,由于公共医保制度缺失,商业保险成为医疗保障体系中的主体制度,并被注入强制性和部分社会性,在功能上替代公共医保制度的角色,成为主要的、基本的制度而发挥保基本的作用,我们称其为替代型商业保险。替代型商业保险并不与另外三种类型并列,而是基本与补充的关系。在已经建立起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或国家卫生服务体系的国家,公共医保制度是满足医疗服务的主体和核心,商业保险则主要承担补充角色,具体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互补型,覆盖公共医保制度保障范围之外的服务;二是增强型,承担公共医保制度保障范围内的共付费用;三是复制型,提供更高效、优质或多样化的医疗服务选择。本文将后三者统称为补充型商业保险,具有自愿属性,可以叠加在公共医保制度或替代型商业保险之上发挥附加支撑功能。

  OECD 38国的数据显示,2021年,自愿性补充型商业保险在卫生总支出中的占比为4%,且这一比例多年保持相对稳定,尽管其覆盖的人口有所增长。具体而言,比利时、法国和斯洛文尼亚超过90%的人口使用增强型商业保险来分摊公共医保制度的自付医疗费用;以色列和荷兰拥有最大的互补型医疗保险市场,主要覆盖公共医保制度不涵盖的牙科或某些处方药;而在爱尔兰、澳大利亚等采用国家卫生服务模式的国家,复制型保险用于缓解公共系统供给不足、等待时间长和服务水平有限等问题。过去十年间,在24个可比较的OECD国家中,有20个国家的补充型商业保险覆盖人口呈现增长趋势,其发展深受公共医保制度的保障缺口与政府干预政策的影响。例如,加拿大严格限定商业保险的保障范围,仅允许其覆盖公共医保制度未纳入的牙医、整形、视力矫正等服务,体现出政府对公私保障边界的有意识管控。

  在借鉴医疗保险领域国际经验时,一种常见的偏误是将美国、瑞士、荷兰等国承担核心保障功能的替代型商业保险,与我国明确定位于基本医保之外的补充型商业保险进行简单比较。这导致了数据口径的错位与结论的偏颇:替代型保险的高覆盖率往往反映的是公共医保制度的缺位,而补充型保险的发展程度则更多体现了市场对差异化、多层次保障的需求。这也直接导致了国际比较的两个误区,即对我国商业保险发展现状的判断,以及对基本医保改革方向的把握。

  图1展示了部分OECD国家2021或最近一年按照筹资来源划分的卫生支出,支持本文对强制性替代型商业保险和自愿性补充型商业保险的区分,也直观揭示了第一个误区,即“比错对象”,认为我国商业保险发展不足。有效的国际比较须建立在同一范畴内,我国商业保险的对标对象应聚焦于补充型商业保险部分。2021年,美国、瑞士和荷兰的补充型保险在卫生总支出中的占比分别仅为1%、7%和4%,说明即便在这些商业保险模式发达的国家,补充型保险的实际作用也十分有限。在美国的替代型商业保险之外,仅有约10%的人口拥有补充型商业保险。在瑞士,2021年有29%公民参加了补充型保险,但其在医疗总支出中的份额也在持续下降(Altwicker-Hámori et al.,2023)。我国在基本医保覆盖率已超过95%的背景下,商业保险始终定位于补充角色并取得显著发展。按照可比口径,2021年,我国补充型商业保险支出占比已达7%。这一水平已超过美国、荷兰、德国及OECD平均水平,与瑞士、韩国相当。因此,必须首先厘清制度属性,客观认识到我国补充型商业保险已具备相当规模。

  第二个误区在于“开错药方”,将我国医疗保障体系中个人自付费用偏高的问题,简单归因于商业保险发展不足,并试图通过大力发展商业保险加以解决。我国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在性质上均为社会保险,强制性应该是其基本特征,所以尽管居民医保在法律上为自愿性保险,OECD健康报告在统计我国数据时仍将其归类为强制性保险。我国强制性保险(即基本医保)筹资总额仅占卫生总支出的35%,与其他OECD国家相比,强制性保险的筹资水平明显不足,不仅远低于社会医疗保险与替代型商业保险“双轨并行”的德国(75%)、采用社会医疗保险的日本(77%)和韩国(46%),甚至低于以替代型商业保险为主的美国(53%)、瑞士(42%)和荷兰(72%)。强制性保险筹资不足,必然导致本应由该制度分担的医疗风险转移至家庭与个人,进而推高了个人自付比例。个人自付比例是一个中外可比指标,图1显示,2021年我国卫生总支出中个人自付占比达35%,明显高于韩国(29%)、日本(12%)和德国(12%)等其他社会医疗保险国家,也远高于OECD 38国的平均数(18%)。因此,我国降低自付负担的关键在于提升强制性保险(即基本医保)的筹资与保障水平,而非寄希望于商业保险来填补制度缺口。

  在各类强制性保障模式中,社会医疗保险因具有风险共济和收入再分配功能,通常被视为更优的制度安排,也为多数国家所采用。美国、瑞士等国改造商业保险并赋予其社会属性,实质上源于其未能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属于制度缺失下的替代方案。如果忽视这一根本的制度成因差异,在看到其商业保险发达的表象后,便主张我国也应弱化社会保险、转而扩大商业保险的作用,无疑是舍本逐末。我国真正需要巩固和完善的,恰恰是那些选择替代型商业保险的国家长期难以建立、却在改革中不断试图趋近的社会保险制度;真正应当参照和对标的,是同样选择社会保险模式的国家,其强制性保险在卫生总支出中所达到的筹资水平与保障能力。只有提升强制性保险(即基本医保)筹资在卫生总支出中的比重,才能依托社会保险所特有的风险共济和收入再分配机制,从制度层面降低医疗费用的个人自付负担。还需注意的是,即便在以替代型商业保险为主体的国家,政府仍承担着重要的卫生支出责任。美国和瑞士的政府卫生支出分别占卫生总费用的30%和26%,表明即使选择商业保险模式也并不意味着政府责任的消解。

  本部分选择了三个常被用来佐证商业保险发达的代表国家,也是替代型商业保险模式的典型国家——美国、瑞士与荷兰,进行观察与分析。需说明的是,此处仅作替代型商业保险的制度演变过程及其规制实践的简要介绍与讨论,而非深入的案例研究。三个国家均以替代型商业保险作为医疗保障体系的主体制度,而德国与智利虽同样存在替代型商业保险,但其公共医保制度仍覆盖绝大多数居民。

  具体而言,德国医保实行“双轨制”,90%的人口参加法定社会医疗保险,仅约10%的高收入群体参加私人医疗保险(Private Krankenversicherung,PKV),属于替代型商业保险。这一制度结构源于早期设计理念,即脆弱人群更需要通过强制保险获得保障,而高收入群体可通过自愿参与商业保险实现风险转移。2007年,德国通过立法将PKV由自愿改为强制,形成强制性社会保险、强制性商业保险并存的“新双轨制”,高收入群体可在法定社会保险和PKV进行选择,但选定后通常不得转回社会保险。值得指出的是,这次改革之前,德国的医保覆盖率已近100%,允许高收入群体以商业保险替代社会保险并强化整体强制性更多体现的是政策的价值导向,而非以提升覆盖率为目标。

  智利医保同样采取“双轨制”安排,约80%的居民参加社会医疗保险(Fondo Nacional de Salud,FONASA),另有12%的人加入由商保公司运营的私人医疗保险制度(Las Instituciones de Salud Previsional,ISAPREs)(Roman-Urrestarazu et al.,2018)。如果说其他国家替代型商业保险的产生是从右向左的制度转向,那么智利的改革则是从左向右转的特殊路径,不属于普遍规律。其他国家的改革旨在实现全民基本医保的统一覆盖,追求社会公平与宏观效率,而智利改革则更强调自由与微观效率。20世纪80年代,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智利进行了全面的私有化改革,将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市场化便是其全面改革的一部分。改革的内容是建立了社会医疗保险和替代型商业保险的“双轨制”。在智利,能否选择替代型商业保险完全取决于个人支付能力,而不像德国那样设置严格的收入门槛。同时,智利替代型商业保险的参保人可以随时转回公共医保体系,德国对此严格禁止。因此,两国虽然都存在风险分层和公平性不足的问题,但是智利的情况要糟糕得多(Roman-Urrestarazu et al.,2018;Castillo-Laborde et al.,2017)。

  美国、瑞士与荷兰以替代型商业保险作为主体制度,政府对商业保险的改造体现了“有管理的竞争”理念。该理论由经济学家阿兰·恩托文提出,试图在完全市场与完全政府管控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通过政府设定规则框架,引导消费者在竞争性保险市场中进行自主选择,从而激励商保公司提升服务质量,控制医疗成本。在三个国家中,荷兰对替代型商业保险的规制程度最高,使其服务于公共利益;瑞士保留了商保公司的营利空间,但通过强力监管引导其服务于公共目标;美国则采取补丁式监管,在保留高度碎片化和市场化内核的基础上,通过关键环节的政府干预,弥补突出的市场失灵问题。相较而言,荷兰和瑞士的卫生系统基本实现了全民覆盖,公民在健康指标上的表现较好(Leu et al.,2009),而在美国,规制的不彻底导致了许多覆盖缺口和公平性不足的问题。本部分的分析表明,荷兰、瑞士与美国对商业保险的依赖,很大程度上基于其特定的政治背景与制度发展路径,而非理性和最优的制度选择。研究同时表明,依靠有管理的竞争、以商业保险化解医疗保障体系难题的思路,很难成为普适的解决方案(Marmor et al.,2011)。

  美国以商业保险为主体的医疗保障体系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市场机制自发演化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实施严格的工资冻结政策,在劳动力供给紧张的背景下,企业为吸引和留住工人而以非工资形式为雇员提供福利,其中最重要的即为雇主主导的团体医疗保险。这一安排在战后得以延续,还因享有税收优惠而被制度化,从而逐步形成以团体商业保险为核心的医疗保障制度文化。该制度运行高度依附于就业关系,保费由雇主与雇员共同分担;商业保险遵循典型的市场逻辑,对具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响应灵敏,微观运行效率较高。但在风险选择和保费增长等因素影响下,就业不稳、低收入及健康状况较差的人群往往得不到有效保障。

  与商业保险发展同步的是,政府一直试图建立覆盖全民的公共医保体系,但因政治极化与利益集团博弈而屡战屡败,只能退而求其次,于1965年建立起面向老年人的医疗照顾计划(性质为社会保险,Medicare)和面向穷人的医疗救助计划(Medicaid)。由此,美国形成了一套复杂的制度:商业保险是主体,公共体系则包含社会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国家卫生服务模式等多个板块,分别保障不同的人群。但到2010年《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ACA)出台前,仍有约16%的美国人口没有得到任何保护,其中贫困成年人的占比为34.7%。实现全民覆盖的目标只能寄托于商业保险,因此政府试图通过干预和规制,使其从纯粹市场机制转变为具有一定社会属性的替代型制度,希望将已被市场甩出的人群重新纳入体系,但结果却是高投入、低产出。

  2010年,总统奥巴马推动通过《平价医疗法案》(ACA),成为自1965年以来美国医保领域最具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改革(Manchikanti et al.,2017)。ACA致力于提升医疗保健的可及性、可负担性和服务质量,并对商业保险市场作出一系列规制:禁止拒保和既往症责任免除;以地区评级(community rating)取代风险评级,来确定保费,仅允许根据参保人年龄、居住地、家庭规模和吸烟状况在有限范围内进行保费调整(Trish et al.,2018);对低收入群体提供保费税收抵免以增强保险的可负担性;建立基于个体风险评分的风险调整机制(Kautter et al.,2014);并且要求商保公司将至少80%的保费收入用于医疗服务支出。这些改革使约2000万未参保人口获得了保障,2016年的未参保率下降至8.6%,但依然问题重重。ACA中强制个人参保的核心工具是未参保罚款,目的是防止健康人群退出市场,避免逆向选择,但该条款未能得到其试图保护的低收入群体的支持,并从一开始就成为共和党政治攻击的焦点。2017年,共和党总统特朗普通过《减税与就业法案》,自2019年取消未参保罚款,制度的强制性显著削弱。总体来看,这种修补制度的性价比极低,联邦与各州投入数百亿美元建立交易市场,但仅为十分有限的人口提供了保险,并且改革成果在两党的政治博弈中不断被削弱甚至逆转(Hoffman et al.,2020)。

  美国以替代型商业保险为主体的医保制度未实现“较高的卫生投入、较好的健康产出”的政策目标。2024年,美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17.2%,人均卫生支出达1.49万美元,全球最高,是OECD国家平均数的2.5倍。然而,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远低于OECD平均水平且制度公平性较差。2023年,美国出生人口预期寿命为78.4岁,低于OECD平均水平(81.1岁);基于可得数据,2016年,美国22.3%的人因费用问题放弃就医,18%的人放弃使用处方药,远高于OECD国家10.5%和7.1%的平均水平,其中低收入群体所承受的冲击更为显著。美国的医保体系也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医疗质量的满意度已降至历史最低点,对医疗成本的满意度长期低于20%,绝大多数民众认为医疗费用已远超其承受能力。与此同时,支持政府主导全民医疗保障的比例升至近十年的最高水平。

  实质上,美国医保体系的发展更多由政治结构和利益集团博弈驱动,而非理性制度选择,政党更迭与政策反复加剧了保障体系的不稳定性。在政治极化的影响下,甚至Medicare也逐步偏离其纯粹的社会保险属性,至2022年,已有45.9%的Medicare参保人加入由商保公司管理和运营的私人计划(Medicare Advantage)(李珍和蒋浩琛,2025)。展望未来,美国医保体系仍面临高度不确定性。现任总统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持续削弱ACA的制度效力,推动通过大幅削减Medicaid、ACA交易市场和Medicare预算的“大漂亮”法案(OBBBA)(2025年)。该政策被视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支持削减,预计将导致约1000万人失去医疗保险。与此同时,ACA中针对低收入群体的保费补贴政策于2025年底到期。仅这一变化就将额外导致500万人失去保险。二者的政策效应将在现实中高度叠加,显著推高美国无医保人口规模,并表明,在缺乏稳定公共医保制度支撑的情况下,以商业保险为主体的医保体系对政府政策变化高度敏感,其风险外溢最终仍由个体承担。

  瑞士医疗保障体系的形成,受直接民主体制和强势行业利益集团的影响,早期构建公共体系的尝试屡屡受挫。因此,政府将医保管理职能交由私人机构承担,通过立法对商业保险进行严格规制,并赋予其强制性及部分社会保险属性,让商业保险替代公共医保制度承担核心保障功能。

  在制度演进过程中,瑞士医保制度经历了从自愿参保向强制性替代型商业保险的转型。20世纪初,瑞士政府建立社会医疗保险的方案在全民公投中被否决。这使政府意识到,要突破直接民主的制约、推动医疗保险的联邦立法,必须将管理权让渡给私人机构行使。因此,在新方案中,管理职能被赋予商保公司,并由各州自行决定是否强制推行医疗保险(De Pietro et al.,2015)。这一妥协方案于1912年经公投通过,全民强制参保的设想转为由公民自愿购买保险。这一自愿保险体制持续至20世纪90年代。受商保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影响,保险市场陷入“死亡螺旋”:低风险人群被低保费的新计划吸引,导致原有保险计划被迫提高保费以弥补恶化的风险池,进而又将更多低风险参保者挤出。为应对危机,瑞士政府于1994年通过《联邦健康保险法案》,实施全民强制性商业保险,且所有商保公司必须遵守统一的政府规制(Filliettaz et al.,2021)。该法案于1996年正式生效。

  制度设计上,瑞士对商业保险公司实施一系列规制:商保公司必须接受所有申请者,不得因个人健康状况或病史设定差别费率,同一地区和年龄组的参保人保费相同;商保公司必须提供标准化的基本服务包,且服务项目需符合政府制定的适当性、有效性与成本效益标准。为了降低商保公司破产风险,设置强制性免赔额(Kalouguina et al.,2020),并基于年龄、性别、地区等因素设定风险调整模型,通过回溯计算实现各州内商保公司间的风险财务平衡(Leu et al.,2009)。尽管瑞士允许商保公司在替代型保险中营利,但通过严格监管控制其利润率,确保商业利益与公共目标之间的平衡。作为对严格规制的补偿,政府允许商保公司开展市场化运营的营利性补充保险业务,监管相对宽松。这可视为政府与商保公司之间达成的策略性妥协。

  从制度绩效上看,尽管瑞士通过替代型商业保险实现了全覆盖与保基本目标,但其模式建立在经济高度发达、人口规模较小的特殊国情之上,且实现这些目标的成本十分高昂。2024年,瑞士的人均卫生支出为9963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于全球第二;卫生支出在GDP中的比重为11.8%,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四。购买力平价指标进一步揭示其在成本控制上的失效。2023年,瑞士同样医疗商品与服务的成本高出OECD平均水平的52%。同时,这一模式面临诸多管理难题:相对粗糙的风险调整机制因行业游说而改革缓慢,并且各州之间以及各州内部的保费差异显著,威胁制度的准入公平性(van Ginneken et al.,2016;Thomson et al.,2013);竞争的理念和模式也高估了参保人的决策能力,面对繁杂的条款和多样化的选项,消费者往往难以准确评估不同计划的成本效益,且容易因健康状况的误判而做出过度投保或保障不足的非理性决策(Holst et al.,2021;van der Hulst et al.,2022)。更为重要的是,瑞士的健康公平问题突出,以可得的数据看,2016年有约21%的人口因费用问题放弃就医,有11.6%的人口因费用问题而放弃购买处方药。

  荷兰的制度起点始于一个公私并存的“双轨三制”结构。2006年,荷兰实施了一场根本性改革,将既有制度整合为一个由商保公司运营的强制性、全民覆盖的单一保险制度。这场改革的主要动因并非覆盖不足,而是对原有制度在社会公平和微观效率方面的反思(李珍,2024)。

  荷兰医学协会自20世纪初就展现出强大的政策影响力。为维护医生群体利益,医学协会在推动社会保险建立时,将其覆盖范围限定于贫困人群,同时鼓励医生自主设立保险计划,由此占据了市场主导地位。1941年,荷兰通过《医疗保险法》,规定收入低于一定标准的劳动者必须参加社会保险,其余人群则可自愿购买商业保险。这一制度借鉴了德国模式,确立了公私并存的双轨制(Thomson et al.,2020)。在社会保险中,又并存企业雇员和公共部门雇员两个制度,所以称为“双轨三制”。二战后,社会各界期待以新的医保立法取代德国模式,但改革方向再度引发激烈争论。在各方力量博弈下,1964年颁布的《疾病基金法》仍延续了双轨结构。直至2000年,荷兰政府重启改革进程,将双轨制视为医疗融资不公平与效率低下的根源,提出建立由商保公司运营的强制性单一保险制度(Schut et al.,2020;Roos and Schut,2012),并于2006年正式实施。这一选择既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导向,也是化解商保公司改革阻力的妥协选择。至此,标准健康保险制度(Standard health insurance)正式确立,政府角色也转变为竞争环境的营造者与公共利益的监管者(Schäfer et al.,2010)。

  制度设计上,荷兰模式具有很高的规制强度,使其具备明显社会性:要求商保公司无限制承保,且同一家商保公司的所有参保人支付相同价格;为控制成本设立强制性免赔额(2025年标准为385欧元/年),参保人可选择更高免赔额的保险计划以降低保费;基本福利范围广泛,但需符合政府制定的必要性、有效性和效率标准(Holst et al.,2021);所有保险计划必须非营利运营,利润仅能作为储备金或用于降低保费。制度资金来源主要包括三部分:商保公司收取的对全体参保人统一定价的保费(定额缴费,约占45%)、参保人基于收入缴纳的保费(定比缴费,占50%),以及约5%的政府补贴。为了降低商保公司破产风险,荷兰政府花费大量努力和成本建立了精密复杂的风险平衡体系,汇集起来的资金按风险调整后的人头付费标准拨付给商保公司,用以弥补因参保人健康状况差异产生的可预测医疗支出;系统还设有追溯性补偿机制,为极少数高额医疗费用病例构建保障安全网(Roos and Schut,2012;Schneider et al.,2008)。

  制度绩效上看,荷兰模式在健康结果与公平性上优于美国和瑞士,但这并非源于精巧的市场“管理”,而在于制度设计中对社会公平价值的优先选择。荷兰对商业保险的严格规制,实质上否定了商业保险赖以生存的风险选择(撇脂)和精算平衡原则,转而依靠统一定价、基于收入的缴费和风险调整,实现了收入与风险的高度共济。因此,尽管常被OECD健康报告归类为替代型商业保险,但它实质上是具备高度社会性的准社会保险制度。这一案例恰恰表明,要实现医保领域社会公平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更优结果,根本在于制度的社会性设计;管理手段仅能作为技术工具而无法改变商业保险的底层逻辑,因而也难以达成公平与效率兼顾的目标,正如我们在美国和瑞士案例中看到的。

  然而,尽管荷兰模式规制严格且社会属性鲜明,也仍存在一些内在局限。首先,由此产生了高昂的行政与监管成本(Oskam et al.,2025)。荷兰的卫生总费用在医改后的增长也更为显著。其次,为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实际上更深地介入了医疗服务市场的管理,包括与制药行业谈判定价、控制医院服务价格等。这种矛盾格局使市场陷入集中管控与分散竞争并存的尴尬局面(van Ginneken et al.,2016)。再者,商保公司常将强制性保险与自愿性保险捆绑销售,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权。2021年,荷兰85%的人口在强制性保险之外购买了补充保险,其中99%的人在同一家公司购买这两种保险。由于补充型保险允许风险筛选,高风险群体出于对拒保的担忧往往不愿更换商保公司,导致保险市场竞争弱化(Duijmelinck et al.,2015)。当前荷兰保险市场高度集中,2023年四大商保公司市场份额合计达84%(Maarse and Jeurissen,2024)。最后,荷兰的改革也一直伴随争议,强制性免赔额一直是其中备受争议的线%的荷兰民众表示信任商保公司,多数民众认为商保公司以营利为目的、追求高利润。

  一些国家的替代型商业保险已经实践了许多年,但国内鲜有文献对其进行介绍与讨论。考察这些国家的实践可见:商业保险被注入强制性及部分社会属性,用以替代社会保险并承担全覆盖、保基本的功能。由此可见,西方国家话语中的自愿性商业保险本质上是公共医保制度和替代型商业保险的补充与叠加性安排。我国商业保险与西方国家可比的是自愿性保险,而非强制性替代型商业保险部分。这样校正后,基于可比数据可以发现,自愿性补充型商业保险在美国、瑞士和荷兰的作用实际上相当有限,而我国补充型商业保险在卫生筹资中的占比已超过美国和荷兰,与瑞士水平相当。依时序数据看,2013年,OECD 38国补充型商业保险的筹资占卫生支出的比率为6%,后有所下降,2017~2021年间基本稳定在4%左右;而我国补充型商业保险的筹资占比则呈现明显增长态势,2021年占比已达7%。在此意义上,简单地将我国商业保险归结为发展不足的判断并不完全成立。我国是后发国家,积极借鉴国际经验是实现快速发展的法宝之一,但关键在于学习先发国家的一般成功经验,同时规避其发展过程中走过的弯路。要实现这一点需要拥有一套价值标尺,用以衡量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在健康保障领域,我们的价值标尺是在给定的健康投入下,实现最大的健康产出。

  商业保险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其难以承载公共医保制度的核心功能。尽管采用替代型商业保险模式的各国政府对商业保险实施严格监管,试图赋予其某些社会保险特征,使其在形式上实现全覆盖、保基本的目标,但商业保险以精算平衡与风险选择为底层逻辑,与社会保险所依托的团结共济、收入再分配原则存在根本冲突。商业保险天然面向具备支付能力的“有效市场需求”,而对于缺乏支付能力的脆弱群体的真实健康需求,市场机制本身是失灵的,美国的案例就是证明。美国医保制度在改革前的问题是低收入群体缺乏保障,但替代型商业保险的改革仍然沿用精算公平原则,并未改变商业保险的本质属性,因而至今也没有实现医保全民覆盖的目标。

  荷兰的故事则完全不同,不仅实现了单一制度下的医保全民覆盖,而且在社会公平与宏观效率两方面表现都不错。究其原因,并非实施了替代型商业保险制度,而在于它本质上是准社会保险制度,不仅体现在参保强制性、单一制度全民覆盖,更在于摒弃了精算公平原则,采用收入关联费率制和按人头等额缴费相结合的缴费制度,并建立风险调剂金制度,以保障商保公司间的公平竞争。其中的按人头等额缴费虽不及以收入为基数的费率制更具收入再分配功能,但总归是社会保险的一种缴费方式,比如我国居民医保也是按人头等额缴费的。荷兰的替代型商业保险除了一部分的按人头等额缴费和商保公司运营(德国由疾病基金会运营)这两个要素外,几乎复制了德国90%人口参加的社会保险制度。有关荷兰医保制度性质的讨论实际上取决于观察视角,荷兰的制度由商保公司运营,可能是造成制度性质讨论的主要原因。

  由于国际比较方法欠妥,很多文献不是将中国的基本医保制度对标高收入国家的公共医保制度,也并未认识到卫生服务和商业保险市场是最易出现市场失灵的领域,而简单地套用评价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障制度“一枝独大”的观点来评判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甚至主张压缩基本医保规模,腾出空间以发展商业保险。多年来,我国商业保险在卫生支出中的占比持续上升,但基本医保的覆盖率、居民医保基金的收支平衡问题以及居民个人自付负担加重等问题并无改善。

  近些年,当居民医保筹资不足、基金收支平衡与保障水平提升问题更加突出,且居民整体自付负担不降反升时,舆论又希望寄托于定性为商业保险的“惠民保”。惠民保功能定位于医疗救助、基本医保和大病医保三重公共保障之上的补充保险,并以参加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为参保前提。惠民保的参保前提决定了它不能提升基本医保的覆盖率,更重要的是它的属性和功能定位不清。惠民保定位为商业保险,在功能上则应该为补充型保险。作为商业保险,低保费通常伴随着风险选择、高起付线与低受益率,与基本医保多呈现增强的关系。这种商业逻辑显然难以满足政府的社会目标;希望惠民保实现低缴费、不进行风险筛选、广受益,并能覆盖医保目录外费用(互补型)。当这种具有强烈社会属性的制度设计不被市场主体接受时,实践中可能出现两种情形。一是政府与商保公司为共同保险人,这种情况下惠民保的覆盖率较高。二是政府强行赋予惠民保社会属性却不承担相应责任,这种情况下惠民保极易陷入“死亡螺旋”。

  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在政府作为共保人的情况下,惠民保应该是公私混合属性,也可被视为替代型商业保险。这不仅与政策定义的商业保险不符,更重要的是,政策的意图是通过商业保险的发展使政府后退一步,但实际的结果是政府在三重保障之上又为自己加了一层责任。况且,制度层次越多则漏洞越多,越不公平,因为每一层都设有起付线,每一道起付线都可能将一批低收入群体排除在外,每多一个层次运行成本都会增加,无论由谁承担。需要反思的是,替代型商业保险在西方国家的出现,是公共医保制度缺失下的一种次优选择,而我国已建立起基本实现全民覆盖的三重公共保障制度,为何还要引入一个可能同时损害社会公平与行政效率的“替代型”安排?若政府不承担保险人责任,则其对商业保险的各项限制(如禁止风险选择)必然与市场逻辑相冲突,商保公司缺乏遵从激励,结果就是“政府热、市场冷”,惠民保难逃“死亡螺旋”。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如果惠民保的性质仍属商业保险,在功能上如何与市场上已有的各类健康险、医疗险区分?若它仅仅是一个价格低廉的商业保险产品,政府又怎能强制要求其承担社会保险之上增强型(分担医保目录范围内自付)与互补型(补充医保目录范围外自费)的诸多社会功能?

  期望以商业保险实现社会目标的观点,实际上反映出对社会医疗保险筹资责任主体与政府应承担角色的底层逻辑认识不清。因为基本医保管办一体、投保人和受益人参与不足,社会和政府都产生了财政是出资人的幻觉,也容易使人们将政府承担的组织管理责任和基于意愿和能力的补贴责任,误解为对医保基金的无限财务兜底责任(李珍等,2019)。所以当参保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增长时,政府对提高基本医保筹资水平持谨慎态度,便指望通过商业保险来填补供需缺口。

  实际上,从制度本质看,社会医疗保险是全体参保人之间实现风险共济和收入再分配的制度,筹资责任主体应是全体参保人,政府作为立法者、组织者与监管者,其出资与否取决于意愿与能力,而非社会保险成立的前提(李珍等,2019)。德国作为社会医疗保险的起源国,其医保筹资始终以雇主和雇员缴费为主,在1883年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后的一百多年里皆如此,直到本世纪初,德国联邦政府才开始对儿童及部分特定项目给予补贴。我国职工医保基金也来源于单位和个人缴费,并无财政补贴,可见财政补贴并非社会医疗保险的必要条件。2003年新农合建立之初,政府补贴主要是为快速推进覆盖,属于特定历史阶段的助推手段,并未改变社会医疗保险参保人团结共济的本质。政府是社会医疗保险的立法者、组织者与管理者,参保人和雇主则是医保基金的出资人。只有当出资人对“保基本”的保费缴纳义务与其享受的保障水平权利对等时,才不会出现需求缺口,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之间的关系才能得到合理界定,才能真正做到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在此基础上,再实现商业保险的差异化发展,使市场回归市场逻辑。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排斥政府对基本医保的补贴,就像政府为了刺激消费可以补贴汽车和家电一样。

  从世界卫生组织的倡导以及各国的实践看,公共医疗保障制度是最优方案,中国选择了社会医疗保险模式,就应该坚持不断完善该制度。长远看,我国职工医保与居民医保呈剪刀差发展是主要矛盾,居民医保筹资及保障不足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未来,我们需要找到一条两制渐进统一的道路,但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当下的问题。目前我国基本医保要回应的迫切问题,一是覆盖率不足且不稳,二是居民医保筹资水平与不断增长的保障需求间的“剪刀差”。 其中,覆盖率不足且不稳是居民医保自愿参保原则的必然结果,而参保率不稳与筹资水平低则与按人头定额缴费机制有关。

  居民医保实行按人头定额筹资,在定额标准持续上涨后,低收入人群缴费压力加大,部分人选择脱保;同时也导致筹资水平提升速度下降,制度只能采取“以收定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财务模式,难以有效实现“保基本”,进而推高了居民个人现金自付负担。居民自付医疗费用既是后精准扶贫时期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首要原因,也是当下储蓄率居高不下的诱因之一,还是舆论和政策将保基本的压力转向商业保险的主要动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要求优化社会保障制度。在医疗保障领域,当下亟待推进的工作至少有两项。第一,推进全面强制参保,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第二,优化居民医保筹资机制,将现行定额筹资模式转变为与居民收入挂钩的定比筹资模式,建立缴费和待遇环节可负担、基金长期可持续的动态筹资调整机制。这种基于收入的筹资方式,不仅能够强化制度的收入再分配功能,更可降低低收入群体的负担,并使制度整体筹资水平提升成为可能。已有研究针对不同费率水平下,低收入人群减负、基金增收及个人与政府责任均衡等情景做过讨论,证明这一改革路径的现实可行性(李珍和张楚,2021)。 基本医保筹资水平能够有效“保基本”时,商业保险作为补充型保险,提供公共保障制度外的互补型保障的边界就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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